方東美認為文化表現(xiàn)為宗教、哲學、藝術三要素的有機結構。在一次演講中，方東美明確地指出：“從歷史上面看，許許多多最好的文化，代表文化的優(yōu)良精神，第一層是宗教，第二層是哲學，第三層是藝術”，（《方東美先生演講集》第12頁）并強調這三者“都是高尚的精神構成的形而上境界”（同上）。這里所謂“高尚的精神”，就是指真、善、美，于是他借用柏拉圖的概念將文化的形而上境界稱為真、善、美之“價值統(tǒng)會”。真、善、美之“價值統(tǒng)會”就統(tǒng)會在“情理一貫”上。其中，宗教崇“情”以斥“理”，藝術宣“情”以悖“理”，惟有哲學能“總攝種種現(xiàn)實與可能境界中之情與理，而窮其源，搜其真，盡其妙”（《生生之德》第138頁）。認為人的生命精神只要在它的哲學形態(tài)里才實現(xiàn)了“情理一貫”。于是方東美強調說：“哲學實為民族文化生活之中樞”（《生生之德》第156頁），明確地將“哲學”確定為形而上文化的核心。這說明方東美的文化觀，是一種狹義的哲學文化觀。

　　從這種狹義的哲學文化觀出發(fā)，方東美對古今、中外文化的評價，堅持以“觀念取向”與“實感取向”的分判為標準：凡屬“觀念取向”的文化，就是精神高尚的文化；凡屬“實感取向”的文化，就是精神卑下的文化。觀念取向的文化，是指在價值取向上追求文化內在精神境界的文化，而實感取向的文化，則是指在價值取向上追求文化外在效用的文化?；谶@樣的文化價值評判標準，方東美反對線式的文化發(fā)展觀，始終認為人類“軸心時代”的文化成就遠高于中世紀的文化成就，而現(xiàn)代文化之黑暗又勝于中世紀文化之黑暗，因為在他看來人類從古至今的文明發(fā)展就文化價值來講只意味著人類不斷放棄觀念的文化取向而轉向實感的文化取向。也是基于這樣的文化價值評判標準，方東美堅定地反對西方文化中心論，始終強調中國文化的精神成就顯然超越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成就，因為他認為中國文化屬于觀念取向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就主流講則屬于實感取向的文化。

　　中國文化從發(fā)生學的意義上講，屬于“早熟的文化”。這體現(xiàn)為中國原始宗教從一開始即被倫理化，成為倫理化的宗教理性。換言之，中國文化從一開始產生就走上了理性意義的思想變革道路。方東美指出，中國的思想變革，從夏商到成周，主要以宗教精神來引發(fā)或實現(xiàn)道德革命，以開明的道德權威代替神權，并以符合民心為基本要求。待至殷周，人心腐化，道德崩潰，以至于宗教力量衰弱，終于引起殷周之際的道德大變革。東周以降，宗教力量日趨衰微，導致了“哲學革命”。這個變革過程的實質就是“把秘密世界投入這個理性世界”（《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99頁）。在這個“投入”（或曰“哲學的制定”）的事業(yè)中，儒道墨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墨家是宗教的還原，道家是哲學的還原，而在兩者之間的就是中國古代儒家的思想?！保ā对既寮业兰艺軐W》第103頁）在先秦，由儒道墨哲學思想所奠定起來的中國文化之，到隋唐時代，因儒學的“術”化、佛教的消解，一度墜落，后又在宋明理學家那里重新樹立起來。通過宋明理學家援“道”入儒、援“佛”入儒的理論創(chuàng)造，中國文化在精神上成功地實現(xiàn)了儒釋道三教之思想會通。方東美明確指出，儒釋道三教之思想會通處才代表中國文化的最高成就。由儒釋道三教之思想會通處所彰顯的中國思想的“最高處”，在方東美的論著里是指以下三點：（1）旁通統(tǒng)貫論。即以宇宙為生命流行的境界，在強調以“生命為中心”、以“價值為中心”的前提下，堅持機體主義的方法，擯棄“二分法”，視世界為渾然圓通的“旁通系統(tǒng)”；（2）殊異道論。就是在視世界為旁通統(tǒng)貫的機體的同時，再去追求它的內容，以揭示宇宙“一以貫之”的生命本體與生生不已的生命流行過程；（3）人格超升論。就是說視個人之品格發(fā)展均可層層上躋、地地升進，臻于種種價值崇高之理想。

　　方東美說：“從本身看起來是通性，同其他的思想體系比較起來又構成了特點?！保ā斗綎|美先生演講集》第101頁）方東美認為，人類迄今所創(chuàng)造出的文化，無論哪一種似乎都未能達到宗教、哲學、藝術“三者合德”這樣完美的程度。相反，每一個民族因為其自身的、地理的、歷史的、甚至是人種的原因，其文化的萌生、建設與發(fā)展，必然要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從而形成文化的民族特色。

　　納入方東美比較文化學范疇內的文化形態(tài)，主要是四種，即古代希臘文化、近代歐洲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他把前兩種統(tǒng)稱為西方文化，而把后兩種統(tǒng)稱為東方文化。他認為西方文化同希伯萊文化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東方的印度文化與希伯萊文化亦有一定的聯(lián)系；唯獨不受希伯萊文化影響而發(fā)展的文化是中國文化。

　　作為東方文化的典型形態(tài)，中國文化徹底擺脫了印度文化難以擺脫的不足（即在人性論上含有“神魔同在”二元思想），從而顯示了它與西方文化的明顯的巨大差異。希臘文化是歐洲文化之源。但在方東美看來，歐洲文化，尤其是近代歐洲文化，在承襲希臘文化理性精神的同時又拋棄了它的“觀念的文化取向”，從而轉變?yōu)椤皩嵏械奈幕∠颉?。方東美稱這是由希臘的“契理文化”轉向歐洲的“尚能文化”。西方“尚能文化”不同于中國“妙性文化”在于它不以“廣大和諧”作為文化內在的生命精神，而是以“二元對立”作為文化內在的生命精神。而中國哲學作為“一套生命哲學”，必然把宇宙的一切都化為生命的價值領域，所以也可說中國哲學以“價值為中心”。這就決定了中國哲學的兩大特點：其一謂“機體主義的形而上學”：“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對立矛盾，卻總是要透視一切境界，求里面廣大的縱之而通、橫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詞，就是要造成一個‘旁通的系統(tǒng)’”（《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22頁）；其二謂“超越而又內在的形而上學”：“它不像西方的科學，從下層的物質世界出發(fā)，也不從精神主義——從憑空的一個所謂天國出發(fā)，它居于中間，這所謂之‘中間’，是宇宙廣大生命流行的境界，同時又向下回顧，并不是回顧生命，而是追尋生命活動所憑借的條件，這許多條件都是物質性的”（《新儒家哲學十八講》第298頁）。這種“尊重生命再追索它憑借的條件”（同上）的過程，乃“雙回向”過程，它是先把物質世界提升到終極真相的價值世界，然后再把外在世界拉回到內在世界。因此，中國的人生哲學，必然注重“人格的超升”，不斷地“向人性深處去了解，然后體會人性本身與一切努力成就”（《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13頁），從而形成儒家所說的“圣人”、道家所說的“至人”、釋家所說的“覺者”這類以“至善”作為人生價值目標的理想人格。

　　“機體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決定了中國文化向來視宇宙為渾然一體，強調人的生命精神必須貫注于自然，從而形成了那種以“內在精神”為重的文化價值判斷。而這種價值取向，勢必將文化的建設與發(fā)展引向道德方面，形成凱塞林所說的“品德文化”。注重“品德”（道德）的中國文化，從高度的哲學精神與高度的藝術精神相配合以反映中華民族的“生命精神”，它不是將世界視為罪惡的淵藪，而是在本質上認為世界是美好的，屬“無罪文化”；它追求“把人的生命展開來去契合宇宙”（《方東美先生演講集》第102頁），故非但不輕視物質世界，而且把物質世界作為生命精神提升的起點。但這是就把世界作為人的生命流貫的境界來說的，并非主張像西方文化那樣把物質世界作為戡役施威的對象，故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現(xiàn)在一個“中”字：“中字代表中國整個的精神”（《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10頁）；反映在個一“愛”字：“太始有愛，愛贊化育；太始有悟，悟生妙覺，是為中國智慧種子”（《生生之德》第140頁）；它“廣大而悉備”，其義可由六理（依次為：生之理、愛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統(tǒng)會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統(tǒng)攝（參見《生生之德》第152-153頁）。這些特點都與中國人的“天人合一”或叫“天人合德”的基本心態(tài)相關。而“天人合德”的心態(tài)，又造成了中國文化的固有缺陷：（1）強調整體的旁通統(tǒng)貫而缺乏“清晰的邏輯分析”；（2）強調直覺體悟而輕視“知識信念”；（3）強調“參贊化育”而忽視戡役自然。這些因素決定了“在中國文化里，科學并未得到應有的優(yōu)勢”（《中國人生哲學》第100頁）。

　　中國文化本來可以通過汲取西方文化之科學精神來彌補這一不足，但由于在近代中國人非但沒有學到西方最精華的思想，反倒深受“極端的科學唯物主義”（《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24頁）的影響，將“一切神圣的價值、真善美的價值都采取中立主義”（同上），其結果，不但“在思想上是完全不能展開新的局面的”（同上），而逐漸淡漠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以至于丟掉了自己民族固有的高度的文化精神，使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產生了現(xiàn)代危機。

　　要克服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危機，在方東美看來，當先以道家的逍遙超越的精神將已墜落的中國文化精神（廣大和諧的生命精神）重新提升起來，然后按照儒家的實踐理性切實地落實之。這實際上也就是在主張：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復興，本質上可以歸結為在現(xiàn)代文化背景下實實在在地落實儒家精神。方東美所以這樣主張，是因為他認為：儒家不但對中國文化“廣大和諧生命精神”之形成作出了主要的貢獻，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化“廣大和諧生命精神”與儒家的生命精神完全相通。這是因為儒家的立場就是“生命的立場”（《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176頁），其所本乃“廣大悉備的生命精神”（《原始儒家道家哲學》第28頁）。蔣國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