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盛夏的一天，記者如約來到采訪地點，年逾八旬的町田三郎先生和夫人早已迎候在此。

　　見到町田先生之前，同行的在日華人學者葉言材先生就告訴記者，近年來因年高體弱，町田先生已很少接受媒體采訪，但光明日報對海外漢學家的關注和尊重最終打動了町田先生，讓這位一生研究中國哲學和思想史的漢學大家不顧病體，欣然接受了采訪邀請。采訪過程中，町田先生清瘦的臉頰上不時“嗤嗤”作響的輸氧管仿佛也在提醒著記者不要問太多問題。但一談起日本漢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町田先生還是滔滔不絕，很難中斷他的談話。

　　記者：很多人都將您這一代漢學家稱為大師輩出的一代。結合自己的漢學研究生涯，您認為是什么造就了如此眾多的漢學大家呢？

　　町田：自公元七八世紀至江戶幕府末期，日本學問的主流毫無疑問都來自于中國的典籍。只是到明治政府初期，在教育上采取全盤西化，所有課程都推廣英語教學，導致有許多在“漢學塾”接受教育的人才無法進入到東京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但此后日本學界開始認識到，沒有了漢文，日本的歷史也就無從寫起。于是，在明治天皇的主導下，各大學紛紛開設了“古典講義科”，將日本自古以來的漢學分解成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等科目，并一直流傳到今天。

　　我們這一代漢學研究者可以說是“幸福的一代”。孩提時代，我們有機會接受了專門的漢字和漢文教育。青年時代，我們能夠得到造詣精深的漢學大家的指導。在此后的歲月里，中國大陸的古典研究曾因各種原因陷入低谷。中國臺灣地區(qū)也出現了因“全盤美（國）化”而疏遠古典的現象。在韓國，當時的軍人政權也曾一度對陽明學等進行過抵制。唯獨在日本，我們這些漢學研究者們能夠始終不受干擾地潛心鉆研漢學典籍。這也正是我們這一代以及我們的前輩們能夠誕生眾多漢學大師的原因。

　　記者：在歐美文化大行其道，東亞國家也日趨西化的當下，您認為漢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何在？

　　町田：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文學作品中就已經普遍用白色這一色調來描繪月光，但類似的描述在十九世紀后才逐漸出現在西方的文學作品中。這種東方式的審美和想象正是中國文化的精髓之所在，也是中、日、韓等漢字圈國家共同擁有的寶貴財富。

　　在當代社會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風靡世界的背景下，我們更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的優(yōu)勢，但美國本身不具備悠久的歷史積淀，美國文化中也不可能擁有業(yè)已傳承千年的經典。因此，我希望漢字圈國家的年輕人特別是青年研究者們能夠靜下心來，從那些已經受過千年歲月洗禮和檢驗的中國古代經典中汲取出智慧和營養(yǎng)，用來滋潤和充實當代人的精神世界。

　　記者：隨著時代的日新月異，您認為漢學研究未來之路何在，您對新一代的漢學研究者又有怎樣期待和寄托？

　　町田：想要研究日本的思想史，就絕不能僅僅研究日本的神道、神社等，而是必須將日本思想史放到中國古代思想在東亞的傳播這一大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對漢學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對日本自身的研究。

　　正因為如此，自明治維新以來，盡管歷經時代風云變幻，社會激蕩起伏，但日本漢學界始終是群星璀璨、大師輩出，出現了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東大學派和早稻田學派等著名學派，誕生了服部宇之吉、武內義雄、內藤湖南等一大批享譽世界、各領風騷的漢學大家。江山代有才人出，年輕一代的漢學研究者應當承擔起歷史責任和使命，以前輩學人為榜樣，以弘揚漢學為己任，甘于清貧，不求名利，埋首于中日兩國浩若煙海的古代典籍，以現代眼光和更先進的方法加以研究。我期待著現在的青年漢學研究者中能夠早日出現能力超群、兼容并包并且具有廣泛社會發(fā)言權的領軍人物。

　　（本報東京8月18日電 本報駐東京記者 謝宗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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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町田三郎生于1932年，是日本著名的中國思想史研究專家，被公認為日本戰(zhàn)后研究先秦兩漢思想的重要學者之一，曾歷任日本東北大學教養(yǎng)部副教授、九州大學文學部教授、純真女子短期大學校長等職，并曾擔任日本九州中國學會會長、日本中國學會理事。

　　町田三郎畢生致力于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特別是在先秦兩漢思想研究領域有著極高的學術造詣，并且對日本江戶、明治時代的漢學和漢學家也有著深入系統的研究。在日本先秦諸子的研究重鎮(zhèn)東北大學求學期間，町田三郎就繼承了武內義雄、金谷治等中國思想史大家的研究傳統。同時，町田三郎對于日本幕末、明治時期漢學的論述也得到了當今日本漢學界的高度評價，特別是其對于九州地區(qū)漢學家的發(fā)掘和梳理，更彌補了日本漢學史的一大缺失。

　　町田三郎一生著物等身，發(fā)表關于先秦兩漢思想史和幕末明治漢學的論文近百篇，著有《秦漢思想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江戶的漢學家》《明治的漢學家》《明治的青春》等代表作，并編纂了《龜井南冥·昭陽全集》《楠本端山·碩水全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