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有很多相似之處。

　　首先是愛護百姓。司馬光官越做越大，排場卻越來越小，乘馬車竟然不張車蓋，自己舉著把扇子遮擋太陽。理學家程頤都看不下去：“您老人家出門竟然沒有隨從騎士，街市上老百姓不知道是誰，萬一出點事咋辦？就算不出事，也不夠威風?！彼抉R光說：“某惟求人不識耳?！币粋€字也沒提到安全和榮譽。

　　王安石也一樣，他從總理的位置上退下來，住在鐘山，出門騎驢。有人勸他：“騎驢不舒服，還是坐肩輿(人抬的轎子)比較好?！蓖醢彩溃骸白怨磐豕m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币馑际牵骸拔以趺茨馨讶水斝笊?，這是古代的壞蛋都不好意思做的啊。”

　　可見兩人都是善良的好同志。他們其他方面也很相似。比如不好聲色，不熱衷升官，不貪財。王安石每月俸祿到手，弟弟就聞風趕來，要求見者有份，王安石總是一笑：“隨便拿?！彼抉R光晚年住在洛陽，買田宅，房產(chǎn)證卻寫哥哥的名字。按說他們絕對是一對好基友，很能談得來。

　　可是眾所周知，他們在當時卻水火不容，王安石要強行推廣新法，司馬光拼死反對。王認為新法對百姓好，司馬光認為差。最終為此絕交，從此形同陌路。這是為什么呢？

　　我認為，還是傳統(tǒng)思想的局限性，限制了他們的眼界。

　　翻翻學術史就知道，古往今來無數(shù)聰明人，孜孜不倦地著書，卻都是圍著六經(jīng)打轉(zhuǎn)，寫的不是“左傳發(fā)微”“孝經(jīng)大義”，就是“周易通解”“三禮新詮”。眼界稍微開闊的，也不過擴展到先秦諸子，渾不知道天外有天，世上還有更深邃的思想。

　　他們不知道，中國的問題不是皇帝圣明與否的問題，不是大臣忠奸的問題，而是制度好壞的問題。而好的制度需要好的理念，好的理念也許會被現(xiàn)實摧毀，但它是否存在過，至少說明一個民族的思辨能力。但中國從未出現(xiàn)過好的政治理念。

　　如果他們知道，世上除了君主專制，還有很多種制度，除了君君臣臣，還有憲法、民主這類理念；除了當忠臣，還有做參議員、眾議員、總統(tǒng)的可能，他們會糾結于新法舊法嗎？以他們的聰明，很快就會發(fā)現(xiàn)，無論新法舊法，都沒有民主對百姓有利。（史杰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