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跟貝都因人一起，在埃及西部的沙漠旅行。當我們的汽車輪胎被戳破，他們用膠帶和一條舊內胎，從其余三個輪胎里把氣吸出來，再給第四個輪胎充氣。想出這個主意的是個廚子；也許他從前也是這樣對付多出來的食客。他們絕不為沒有氣泵感到羞愧，反而告訴我，只有沒用的人才帶著太多工具。真正能干的人根本不用工具，他們總能隨心所欲把手頭的東西派上用場。你涉足的知識領域越廣泛，你即興發(fā)揮的資源就越多。

我們經常聽說精神病和反社會的人，但現在有了個新名詞：磚家。這類人視野狹窄，腦子一根筋，乏味透頂。在現代西方社會，心無旁騖的超級專家是社會的楷模。今年6月，我受邀在BBC廣播4臺《今天》節(jié)目講尼羅河，制片人屢次稱我“特維格博士”。我受寵若驚之余，卻細思恐極。我從未想過成為博士，三次后，我打斷了這位制片人。他當然并不真的希望我成為一名博士，是社會文化使然。我關于尼羅河的書自然是野狐禪，但BBC需要的是位可信的嘉賓——一位專家，要不然有誰會聽呢?

專家的模范形象來自商業(yè)上的成功。 18世紀晚期，亞當·斯密(他本人是個多面手，不僅精于經濟學，還涉獵哲學、天文學、文學和法律)發(fā)現勞動分工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引擎。他關于制造別針可以拆分成各個零件的理論，大大提高了生產過程的總效率。但是，亞當·斯密也發(fā)現，過于嚴格的勞動分工造成了“精神的阻隔”。托克維爾寫道：“沒有比極度的勞動分工，更加使人物化，以及從他的工作中剝奪最微弱的心智。 ”

自從進入工業(yè)時代以來，工種進一步細分，工作變得枯燥乏味，我們已深知其中優(yōu)缺點。人們獲取財富的同時，也必須時時抵御無聊和痛苦。在杰克·凱魯亞克的小說《大瑟爾》中，尼爾·卡薩迪像個魔鬼一樣工作，在一家輪胎店換輪胎。工業(yè)主義因為勞動分工的增長，而傾向于信賴專家。但真正的問題開始了。當身體一動不動，大腦被迫做重復的事，人內心深處就開始反抗。

現在大多數工作，要求人們坐在電腦屏幕前方。在這個專家的社會，只有腦子一根筋的人能興旺發(fā)達。當然，我們其余的人也十分擅長假裝專家。我們修改簡歷，為了看上去好像永遠想要販賣移動房屋或奈斯派索咖啡機，事實上，過去并不是這個樣子的。在傳統(tǒng)意義上，多面手是“博學多才”的人，征服了許多不同的學科領域。15世紀的建筑師、畫家、騎手、弓箭手和發(fā)明家萊昂·拜提斯塔·阿爾貝蒂寫道：“一個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只有他愿意。 ”文藝復興時代，多面手成為“完人”的理想。據說，萊昂納多·達芬奇對能弄彎鋼條，跟畫出《蒙娜麗莎》同樣驕傲。在達芬奇、歌德、本杰明·富蘭克林這樣的多才多藝的人面前，我們感到羞愧。
我們誤解了新想法、新發(fā)現、新藝術是如何到來的。

比如，人們總認為科學是講究邏輯、理性、不帶感情色彩的。事實上，科學發(fā)現相當偶然，受到資金和自我意識驅動，第一流的科學家總是依賴直覺帶來的靈感。新觀念常來自交叉學科的雙重滋養(yǎng)，博學多才的人才能有所創(chuàng)新。發(fā)現DNA的弗朗西斯·克里克，一開始是個物理學家，學科背景使他有信心解決生物學家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理查德·費曼因為研究量子電動力學獲得諾貝爾獎，他的靈感卻來自用手指轉盤子的愛好。雷達專家珀西·斯賓塞注意到，輻射產生的微波使他口袋里的巧克力融化，從而發(fā)明了微波爐。發(fā)明現代槍械的海勒姆·馬克西姆，靈感來自童年時做的彈簧捕鼠器。
藝術領域的突破也是同樣的。立體主義來自非洲雕刻藝術的簡潔和歐洲繪畫中方興未艾的抽象趨勢，讓·米切爾·巴斯奎特和班克斯吸取了街頭涂鴉藝術，使它能被畫廊所接受。在商業(yè)上，跨界是所有創(chuàng)新的來源：防彈布纖維的紡織靈感來自蜘蛛網，移動電話在實用性上就像電腦、照相機和GPS系統(tǒng)。要想到這些主意，你就必須知道自己專業(yè)領域之外的事情。你的知識領域延展得越廣，你的創(chuàng)新潛力就越大。


發(fā)明創(chuàng)造在各個方面否定專業(yè)化，人類的本性和進步從根源上是傾向于多才多藝的。生活本身是多姿多彩的，為了生存，你需要獲得很多技能。在傳統(tǒng)文化中，每個人都可以在各個領域淺嘗輒止。雖然，一個人可以成為最好的獵人、弓箭手或捕獵者，但他并不僅僅只會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