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藝術與中國“當代藝術”是兩回事。而這種所謂中國“當代藝術”全然沒有中國性，沒有表現(xiàn)中國的文化精神，只是西方“當代藝術”的直接抄搬、模仿和“山寨”。這些“山寨”貨，甚至不是為中國社會制作，而是為了出口，面向國際市場。

　　拙著《藝術的陰謀》在“中國性告缺”一節(jié)里，專門談這一點：“從點子到形式都是人家的，只是在中國實施，或是由中國人實施而已。有的是用了人家的點子，稍稍變換了點形式，或加上一點中國標簽，但也是明顯的小偷小摸行為……”

　　隨手舉幾個例子：博伊斯曾表演給人洗腳，中國第一屆現(xiàn)代藝術大展上也有人表演洗腳；博伊斯建議將柏林墻增高5厘米，中國就有人表演“把無名山增高1米”；布列斯萊泡臟水浴缸，中國也有人光身在廁所表演；博伊斯等人都曾將衣服認作“藝術品”，中國就有人搞“毛裝”雕塑；一位德國人早就玩過火藥“藝術”，中國也有一位“火藥藝術大師”；戴爾伏耶給豬刺青紋身，中國也有一位大師在兩頭豬（一公一母）身上印中英文，表演“文化交配”；一位比利時人表演在雨中寫字，中國也有一位明星“重復書寫《蘭亭序》一千遍”；一位英國人將格林伯格的《藝術與文化》用水搗碎，把紙漿裝到瓶子里還給圖書館，就有一位移居法國的中國人也把《中國繪畫史》與《西方繪畫史》放到洗衣機攪拌成紙漿；一位英國人曾在英國國家圖書館前焚燒書本，同樣一位中國人也焚燒自己作品表演“廈門達達”……

　　上舉中國人，有的是國內“當代藝術”巨星，有的是國際“當代藝術”明星。那位表演“廈門達達”的中國人，其作品被法國首富弗蘭索瓦·皮諾收藏。他們都是靠模仿西方“當代藝術”的形式，搞裝置、表演和概念，再雜耍一點中國文化符號和政治符號，而被西方“當代藝術”界認可。在西方被炒紅之后，再反過來出口轉內銷，也在中國大紅大紫。

　　除了上面所說之外，還可以列舉中國政治波普的“四大天王”中的兩位“天王”——王廣義、張曉剛，還有曾梵志，也都是靠模仿西方，尤其是模仿前蘇聯(lián)政治波普而發(fā)跡。另兩位天王是搞丑化中國人形象的“潑皮現(xiàn)實主義”，迎合西方。

　　王廣義“大批判”系列，在工農兵圖像旁加上可口可樂的標志。這種波普式的拼湊，完全來自前蘇聯(lián)政治波普的科索拉波夫。他曾將列寧頭像與可口可樂標志并置，調侃蘇聯(lián)領袖形象。

　　張曉剛的“血緣”系列，畫新中國早期的家庭成員合影，中間一根紅線線。我曾在專門拍攝蘇聯(lián)貧困壓抑景象的前蘇聯(lián)攝影師米哈伊洛夫的攝影集中，看到過一張集體農莊社員的黑白合影中，曲折畫了一條紅線線。我相信，張曉剛成名的“血緣”紅線，來自米哈伊洛夫的攝影。

　　曾梵志的發(fā)跡，靠畫中國的少先隊員系列。他畫的少先隊員，屢屢打破中國在世畫家拍賣最高紀錄。2008年，《面具6號》在香港拍出7500萬港元；2013年，他的《最后的晚餐》又拍出1.8億港元，都是畫的少先隊員。而他畫的少先隊員形象，是來自前蘇聯(lián)政治波普的科馬爾和梅拉米德的《雙重自畫像》。曾梵志在少先隊員圖像上增加了面具，更強烈地影射中國人是過著虛假壓抑的生活。他的作品拍出天價，完全不是因為其藝術價值，而純粹是政治影射的價值。

　　可以說，中國絕大多數“當代藝術”都是海外人士和國際市場捧炒起來的，跟中國社會毫無關系。前蘇聯(lián)“當代藝術”也曾受到西方捧炒，一個時期幾乎每個紐約的畫廊都經營幾位蘇聯(lián)“當代藝術家”。蘇聯(lián)一垮臺，國際市場對這些人立刻就棄之如破爛，轉而捧炒中國“當代藝術”。

　　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們很聰明，從前蘇聯(lián)“當代藝術”的“成功”中，敏銳地捕捉到了國際市場需要什么貨。他們明白，越是政治上諷喻中國、文化上惡心中國的東西，就越能在國際市場上暢銷好賣。而直接“山寨”前蘇聯(lián)“當代藝術”，是獲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徑。所以，他們就大用特用毛澤東時代和20世紀70年代的題材，果然大獲成功。

　　這種明顯模仿西方的“山寨”行為，老是借用上個世紀的舊題材，引起了美國保守派批評家杰德·珀爾的憤怒。2008年7月9日，他在美國《新共和》雜志發(fā)表文章，批評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山寨”行為，以及對毛澤東和20世紀70年代的“迷戀”。他指出：“中國新藝術的劣貨都是似曾相識和重復模仿。展望用不銹鋼做假山石，相當于模仿了杰夫·孔斯與舍利·萊文用意想不到的材料重鑄物品。張曉濤的繪畫，張洹的綜合材料，還有蔡國強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安塞姆·基弗的影響……在紐約大展看到的蔡國強和張洹的多媒體，像無所不能的雜耍，則是來自馬修·巴尼、保爾·麥卡錫等美國人搞過的游樂宮風格。”

　　他猛批一些中國“當代藝術家”，既在國外走紅也在國內成功，“同時既是共產主義同路人又是資本主義同路人”。尤其批評蔡國強既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辦大展也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辦大展，又是北京奧運會明星，兩邊通吃。他還批評岳敏君是“模棱兩可欺人之談的大師”。最后怒斥：“這批藝術家不僅侮辱了藝術，也侮辱了人生！”

　　說起來好笑，杰德·珀爾之所以如此痛恨中國“藝術家”，是因為他們在借用毛澤東和20世紀70年代題材的同時，也是在宣傳毛澤東思想和“反權威”。蔡國強復制的《收租院》群雕等“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品，對西方觀眾具有“顛覆性”和“如此強大的情感感染力”，以致讓人以為蔡國強是在威尼斯雙年展搞“毛主義宣傳”！

　　筆者也有同樣的體驗。2015年春在巴黎，正在蓬皮杜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里走走看看。恍惚間傳來一陣鏗鏘的鑼鼓聲，循聲走近，看到一件中國“當代藝術家”的影像作品：兩個透明的屏幕，一面在播放《長征組歌》《紅色娘子軍》等電影片段，一面正在播放《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等樣板戲選段……很親切啊，尤其楊子榮的扮相和打斗極其精彩。我也在心里說，作者是在調侃那個年代呢，還是在宣傳那個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