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的意識里，書法似乎是一個最沒有“標準”的藝術類型。因為，雖然書法在傳統(tǒng)文化中擁有最廣大的群眾基礎，但如果要列舉當下成就最高的書法家，似乎還沒有多大把握能獲得較為一致的答案，甚至連“書法家”這個概念的界限也顯得有點模糊。那是否書法真的沒有一個“標準”呢？顯然不是。當代書法的價值評判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也有一些作為共識的硬性指標，比如功力的積淀、筆法的嫻熟和師承的有序，等等。問題是，一旦上升到審美層面，意見就會出現(xiàn)較大分歧。因為，“美”的類型多樣，不同的觀者基于不同的知識結構和審美經驗，自然會欣賞到不同的“美”，而對于“不美”的作品就會表現(xiàn)出情感上的排斥。這與西方藝術理論中所提出的“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是一個道理。然而，如果我們以書法史上的典型書家作為“標桿”來進行梳理和反思，這個具有歷史參照意義的標準就會逐漸明晰起來。我認為，書法藝術層次由低到高可大致劃分為四層標準：

　　一是技術標準。達到技術標準的學書者能夠熟練地掌握書法的技術要素，在筆法、結構、章法等形質層面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尤其是對古代書法經典有著深入理解和較好再現(xiàn)。在此基礎上，他們能夠自由進行嫻熟的藝術創(chuàng)作。這個標準可視作劃分“書法家”與一般書法愛好者的重要邊界。因此，達到技術標準的書者，一般可稱為“書法家”。在書法資源異常豐富的今天，對于學書者而言，要實現(xiàn)技術標準，相對較為容易。正如傅山所言“下苦專精，手熟為能”。尤其是如今不少學書者，專精一種書體或一種碑帖，方法得當，很快便在書壇脫穎而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書法家”“名家”“大家”“大師”等稱謂在當代有著庸俗化、泛濫化的趨勢，可這并不意味著古今書藝標準迥異抑或當代超越了古代，而是書法的生存環(huán)境變遷所致。

　　二是藝術標準。藝術標準相對于技術標準而言，書家的追求由表層的形式技巧轉向深層的審美構成及其背后的人文內涵。他們的創(chuàng)作，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既有鮮明的風格個性和獨特的藝術語言，又蘊藏著豐厚的審美韻味。在這個層次中，技術上對“精熟”的追求退居其次，而哲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等“字外功”和個人修為的重要性得以凸顯，正如蘇東坡所言“退書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此外，要想取得進一步的藝術成就，除了藝術天分、功力積累和外在環(huán)境外，還要有“敢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氣，敢與古人“合”，又要敢與古人“離”，這樣才能入古出新，卓然成家。黃庭堅所說的“隨人作計終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就是這個道理。達到藝術標準的書法家，往往成為當代矚目的“名家”。

　　三是道德標準。眾所周知，書法審美觀的歷史演進一直與傳統(tǒng)的儒家思想相伴而生，尤其是“中和”“古雅”等觀念對正統(tǒng)書法價值觀的確立影響至深。從柳公權的“心正則筆正”到蘇軾的“茍非其人，雖工不貴”，再到傅山的“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歷代書家始終將道德評騭作為書法價值高下的重要尺度。當代以來，盡管藝術思潮趨于多元化，呈現(xiàn)出中西交融的姿態(tài)，道德已不作為藝術評價的必要尺度，但在書法領域，能否以德服人，仍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藝術家的社會認可度。可見，在公眾眼中，藝術作品帶給人們的審美感受并不單純來源于作品本身的“質”與“妍”，還來源于書家的成長經歷和人格魅力。因此，道德標準是評判一個書家藝術價值更深度、更長效的指標。達到道德標準的“名家”，再經過歲月的洗禮和公眾的檢驗，才會被推為代表時代藝術高度的、德高望重的“大家”。無疑，在任何時代，“大家”都是稀缺的。

　　四是歷史標準。歷史標準即一個書家藝術終極價值放諸歷史長河中進行考量的評判尺度，它的呈現(xiàn)可能需要幾百年甚至更長的一段時期。它相對穩(wěn)定，又會隨著時代審美風尚的轉換而不斷變化。對于當代語境而言，鐘繇、王羲之、王獻之、顏真卿、歐陽詢、蘇軾等都是符合歷史標準的典型代表。正如項穆在《書法雅言·品格》中所標舉的“大成已集，妙入時中，繼往開來，永垂模軌”。達到歷史標準的書者，自然可躋身百代垂范的“大師”行列。

　　誠然，對于當代的多數(shù)書家而言，歷史標準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也沒有書家會設想自己正在進行的書法創(chuàng)作是否會成為后世膜拜的經典，而歷史上的經典也往往都是在書家自然為之的情境下誕生的，《蘭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等，無不如此。這種無法預知，與徐渭、梵高等中外大師的身后走俏是一個道理。然而，作為一位有擔當?shù)臅一蛭乃噺臉I(yè)者，心中應有一種對歷史和人民負責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即“胸中有大義，心中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對待藝術精益求精，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位和思想修為，這樣才能創(chuàng)作出經得住歷史考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