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在疫情期間通過出售館藏作品獲得超過4千萬美元的收入。Jeenah Moon/The New York Times

　　109家贊同，21家反對，其余棄權——近日，在美國199家機構參與的有效投票中，高達83%的代表都對美國藝術博物館館長協(xié)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 AAMD）9月30日通過的關于繼續(xù)寬松的館藏品出售政策持支持態(tài)度。

　　據(jù)悉，該政策沿用了自2020年4月以來應對疫情的特殊提案：面對持續(xù)且反復的疫情期，該協(xié)會批準在兩年窗口期內，機構可將出售藏品的所得用于館藏維護上。而在此之前，出售藏品所產生的資金只能專項用于購買其他作品。此舉引發(fā)諸多業(yè)內人士擔憂，如果將其視為長效機制，那么售賣館藏及該筆收入的使用政策在未來也許會進一步松動。

　　什么是出售館藏（Deaccessioning）

　　通常情況下，博物館會遵守相關規(guī)定，出售他們認為多余或不適配其收藏優(yōu)先級的館藏，將所得用于購置和維護更符合其重點關注領域的作品。也就是說，很多國外博物館機構的藏品并非“只進不出”，館藏作品也面臨著“優(yōu)勝劣汰”。

　　售賣的館藏可能是該品類的重復品、瑕疵品或被認為是與美術館使命不再有關的藝術作品，從藏品優(yōu)化和不同博物館特色定位角度考慮，出售一些既有藏品用以購入新的收藏不失為一種較低成本的“自身換血”。

　　紐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MoMA)的很多作品便都是出售藏品的收益換來的，如德國當代藝術家格哈特·里希特的“巴德爾·邁因霍夫”系列(15幅照相寫實主義風格的灰泥浮雕畫)、安迪·沃霍爾的坎貝爾湯罐頭版畫、梵高的《郵差約瑟夫·魯林》肖像，以及畢加索的《亞維農的少女》，這些都是通過出售其他藏品而集資購入的精品。

　　然而，售賣館藏也可能引發(fā)諸如贊助人信任危機等多方面爭議。據(jù)藝術咨詢公司Pergamon藝術集團創(chuàng)始人、《出售館藏及對其的不滿：批判性歷史》（Deaccessioning and its Discontents：A Critical History, 2018）一書的作者馬丁·甘蒙（Martin Gammon）所言，出售館藏引發(fā)的大部分問題都和博物館的多重義務有關，他將這些義務籠統(tǒng)地歸納為關照義務（care）、忠誠義務（loyalty）和服從義務（obedience）。關照義務適用于相關的藝術品，旨在為其提供一個合適的“家”，而且最好做到對公眾開放。忠誠義務是指尊重作品捐贈者的意愿，捐贈者可以在合同中寫明捐贈的具體條款。服從義務則是對博物館自身的義務，確保機構可以一直具有收藏和維護一系列重大作品的能力?！斑@三種義務并不總是一致的，” 甘蒙說，“因此，你必須仔細考量這些互相沖突的需求，裁定其重要性。但與此同時，你也必須將三項義務充分考慮在內，缺一不可。當你只關注一套準則而忽略了其他的因素時，出售館藏就會出問題?！薄安┪镳^有責任履行其關照義務，確保這些作品也有機會加入其它的藝術機構，而不是只將其賣給出價最高的人?！?br/>
　　同時，當館藏作品最終落入私人手中，那么這是否與博物館和藝術保護機構作為集體遺產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呢？畢竟，博物館不只是為了服務藝術品而存在，它的公共資產屬性更強調于其服務公眾的職能，而它的收藏是為了更準確、更完整地呈現(xiàn)藝術、文化和人的歷史敘事。

　　賣畫求生還是飲鴆止渴？

　　錢怎么花？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決定了售賣館藏這一行為的性質本身。所以問題不在于能不能賣收藏，而在于出售藏品的原因和其賣出后資金的使用方式。如果藝術博物館機構靠出賣藏品而維持運營，那么無疑將走上不可回頭的惡性循環(huán)之路。

　　由于博物館屬于非營利組織，因此它也享有特殊納稅政策。為避免博物館將藏品視作可以變現(xiàn)的資產，防止藏品“貨幣化”，相關政策的約束和規(guī)范必不可少。美國藝術博物館館長協(xié)會（AAMD）9月30日通過的最新政策規(guī)定了博物館出售藏品所得資金的使用范疇。規(guī)定該筆收入只能用于“在館藏維護中對藝術品的直接保護工作上”，也就是說，與“藝術品存放和保存”相關的支出，例如作品修復，以及和作品陳列、存放相關的物料，如畫框、無酸紙等。這也就意味著，該筆資金不可用于員工工資或者“任何服務于臨時展陳相關的用途”。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前館長、舊金山美術館館長兼首席執(zhí)行官托馬斯·坎貝爾在個人賬號上認為出售藏品雖然對機構緩解財政危機快速有效，但這也將成為一種依賴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前館長、舊金山美術館館長兼首席執(zhí)行官托馬斯·坎貝爾（Thomas P. Campbell）認為，將出售藏品的收入由原來只用于購買新的作品拓寬到“維護館藏”上來是危險之舉并持反對意見。他早在去年發(fā)布的一篇論文中就指出，這樣做會破壞捐贈人的信心，并導致博物館董事會對受托人的失責。但他對新規(guī)中的限制條款表示贊同，并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新的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藏品不能因為運營而被貨幣化”。

　　疫情期間的進退兩難

　　疫情期間政府債臺高筑，博物館也未能幸免。藝術博物館參觀人數(shù)驟降、財政壓力激增，在今年初美國博物館聯(lián)盟（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發(fā)布的一項調查中顯示，37%的受訪博物館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開始以來，它們平均裁員28%，博物館仍面臨著巨大的財政缺口。

　　據(jù)蘇富比拍賣行負責博物館關系的尼娜·德爾里奧透露，全美各級博物館如今都面臨收入枯竭的困境，大家都在絞盡腦汁地斟酌各自手頭還有什么選擇。包括莫奈、杰克遜·波洛克和大·盧卡斯·克拉納赫等名家作品都從公共領域流向了個人買家。不斷加入“賣貨”行列的博物館在疫情期間預計還將翻倍。

　　2020年，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the Brooklyn Museum）就在佳士得拍賣行拍賣了12件藏品，其中包括卡米耶·柯羅和居斯塔夫·庫爾貝的畫作，其先后出售的館藏作品獲得了超過4千萬美元的收入。該館館長安妮·帕斯特納克(Anne Pasternak)在一份聲明中明確表示，籌集的資金將不會用作館內公用事業(yè)、舉行展覽或公共項目的費用，僅用于保存收藏品。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藏品變現(xiàn)”都那么一帆風順，同年，巴爾的摩藝術博物館（the Baltimore Museum of Art）希望通過拍賣布萊斯·馬登（Brice Marden）, 克利福特·斯蒂爾（Clyfford Still）和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作品所得去擴充少數(shù)族裔藝術家作品并為員工加薪，但由于其違背了售賣館藏資金的使用規(guī)定，在各方反對和施壓下最終在上拍前幾個小時放棄了這三件作品的出售。

　　正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前館長、舊金山美術館館長兼首席執(zhí)行官托馬斯·坎貝爾在其自己的Instagram所言：“危險的是，為了運營成本而出售藏品可能會變成常態(tài)……出售藏品會像毒品對癮君子一樣——快速有效，這將成為一種依賴性。”

　　疫情下的博物館運營所面臨的此類問題也給人諸多啟示和思考，除了體制不同外，博物館等公共機構也需要思考其他開源節(jié)流的方式代替割舍藏品的做法。從長遠來看，通過技術手段促進遠程工作減少人員開支、優(yōu)化內部結構、開發(fā)博物館自身藏品IP、尋求跨界合作、提升線上服務空間拓展新型盈利模式等方式都值得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