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考古發(fā)掘出土的大量不同歷史時期的玉質制品證明：我國制造、生產(chǎn)和使用玉器的歷史源遠流長。

關于玉器的概念，自古以來即歧見紛呈。不同學科的人有不同的詮解，同一學科的人也往往有不同見解。作為文博部門的從業(yè)人員，首先強調的必須是它的歷史文物價值。就是說在確定一件玉器的基本質料之后（古代玉的范圍廣雜，今人則較為嚴格），其時代屬性至關重要。屬于古代或近代的，我們視之為歷史文物范疇，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們可以針對一件件具體物品，詳加評述其價值、意義、文化內(nèi)涵；而對于現(xiàn)今生產(chǎn)的玉器，是工藝品或具有某種專門用途的物品，則不應是我們研究的對象或重點。因為涉及到工藝創(chuàng)新領域，不是文博部門的職責。其次，什么是玉的問題，也是我們要關注的?，F(xiàn)代礦物學把玉分成硬玉和軟玉兩大類，硬玉即翡翠，而軟玉卻有許多種。翡翠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晚出的類型，大概明朝末年才開始在中國流行，中國古代的玉器史主要是使用軟玉和各種彩石的歷史。再次是古今中國人對什么是玉的認識各不相同，或指其色澤、結構物質、濕潤程度等等?，F(xiàn)代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專業(yè)人員談玉，如文博人員、玉雕工人、收藏家等，通常定玉的性質比較窄，往往以和田玉為主。而古人用玉，就像當今大多數(shù)“愛玉一族”一樣，因時而異往往把水晶、石英、瑪瑙、滑石、琥珀、珊瑚、松石、岫玉蛇紋石等當作裝飾材料，有的還在自然礦產(chǎn)缺乏時，人工制造琉璃、料器以代替（類似今日和田玉材稀少，用激光沁色或其它材質冒充）。據(jù)故宮博物院楊伯達等一批專家研究，“玉石不分”在古代中國曾持續(xù)了很長時間。所以像《山海經(jīng)》上記載產(chǎn)玉之山有２５０多個，《說文解字》中有玉、類玉、美石的文字多達幾百個。最后還有要重視之點是從玉制品的形態(tài)及其功能上區(qū)分。古人制造使用玉器，離不開生產(chǎn)、生活、宗教、祀儀四個方面。

玉器的生產(chǎn)制造經(jīng)過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僅在認識玉料方面有一個從不自覺的發(fā)現(xiàn)、使用到有意識地尋找、選擇的過程；而且在制造技術、形態(tài)選擇上也都有覺悟、提高、進步的痕跡，涉及到人類知識不斷豐富、完善的許多方面。比如在選料上，與礦物學、礦藏學、采礦學發(fā)生聯(lián)系；在琢磨技術上，玉器受打制石器、磨制石器早期琢玉工具的影響；在形態(tài)及造型上，玉器受同時代的易于制造的諸如陶器、石器、骨角牙蚌木器以及“肖生”形狀的制約。所以一件玉制品的產(chǎn)生，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在它的身上可以折射出古代社會物質生產(chǎn)與意識形態(tài)的許多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玉料的稀少和制器材料的硬度一般較高（摩氏硬底６度以上），再由于工藝技術的失傳等原因，我們今天除對那些精美絕倫、巧奪天工的玉器表示嘆服以外，并不能搞清楚它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事實上，玉器制作的不易，也體現(xiàn)在科技含量要比一般的陶器、石器多的多。因此我們可以說，材料的稀少、品質的優(yōu)秀、工藝難度大這三個方面，是它在中國古代社會深受貴族統(tǒng)治階級喜愛、歡迎的主要原因，也是古人把這種具有材質堅硬、品質穩(wěn)定、色澤溫潤的自然物質視為天地之“精”、之“英”，并進而根據(jù)穩(wěn)定社會、穩(wěn)定禮制、推行禮制的需要，產(chǎn)生了“比德于玉”的社會觀念。

玉器的制作，由于受材料和加工方式的制約，所以史前及各歷史時期的玉器生產(chǎn)不可能像模制化的產(chǎn)品（仿玉料器除外）那么多。顯然，世界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同一件玉器。因為每一件玉器，即使是相同的類型、同一質地、同一個工匠琢磨，也不會完全相同。它們在尺寸大小、重量多少、玉質干潤、色澤深淺、加工技藝等方面總會顯現(xiàn)出某些差別來。這種差別的存在，既是形成玉器史上區(qū)域和時代風格爭奇斗艷、繁花似錦的格局，也是今天的研究人員可以進行斷代鑒定、綜合分析的基本線索。只有真正把握了時代、區(qū)域玉作業(yè)的工藝特點，玉器鑒定和玉器功能的揭示工作才會有一個可靠的基礎。但玉器的時代風格與特點，不是不穩(wěn)定的，多變的。恰恰相反，由于古代社會生產(chǎn)力水平的低下，使得玉器制作尤為不易，只有制玉的加工方式發(fā)生大的變革時候，玉器上的時代特征才會發(fā)生大的變化。玉器的時代風格一旦形成之后，在通?！案某瘬Q代”的時候，如果制玉技術沒有變化，新王朝的玉器一般不會發(fā)生大的質變，這就是中國歷代王朝雖更迭交替，卻沒影響到玉文化變化的原因。在田野考古發(fā)掘的漢墓中固然可以有戰(zhàn)國玉器的流傳，但是更多的是屬于戰(zhàn)國風格的玉器?，F(xiàn)在往往把這種影響歸結為戰(zhàn)國時代，也不一定妥當。像新石器至夏商，西周至春秋，漢迄南北朝的玉器，往往難以分辨，這種大時代的更迭證明玉器時代風格有一定的滯后性。

關于玉器的收藏，在我國也有悠久的歷史。像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湖北石家河新石器文化的玉器，就可以視為商代王室對古玉的收藏。像歷代王權更替，將前朝舊物收藏于國庫等等，都是一種自發(fā)性的行為，可能僅僅因為其價值或紀念性質，與今天有意識地收藏應有一定的距離。收藏古玉，在宋代時形成一個高潮，是當時古物收藏金石學的重要品類。素有“宋畫第一”的李公麟曾在朝廷上辨別鑒定過秦朝古玉，他也收藏了十多件秦漢古玉。宋元以降，收藏古玉蔚然成風。這說明，玉器不僅是我國最古老的文化遺物之一，同時在收藏界、學術界對它的關注也是由來已久，至今也是文博界可以移動的六大門類之一。我們?nèi)绻麖挠衿鞯钠鹪?、發(fā)展到自成體系的收藏活動考察，結合當今的愛玉、藏玉的形勢，明確提出建立一門有關玉文化學科的設想，應該不是夢想吧？

那么，我們應該把玉器這門學問如何定位才是最適當?shù)哪兀渴紫?，古玉器是一種歷史遺物，它應是考古學的范疇。考古學現(xiàn)在已是國家的一級學科，在其下面有不少分支學科，像陶瓷學、錢幣學、青銅器、金石學等等，都是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學科。與這些分支學科相比，它們的歷史淵源、發(fā)展過程以及被收藏、研究的歷史，均不可與玉器相比。既然它們都可以獨立成為一門學科，玉器為什么就不能呢？顯然，玉器學或玉文化如果作為考古學的重要分支學科，在目前已經(jīng)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地步了，可以呼之欲出。

而且玉器成為一門學科的重要性還不止于此。從銅器上升到銅器學或青銅文化、青銅文明，從陶瓷上升到陶瓷學、陶瓷文化、陶瓷文明，人們看到的還只是物質文化史的上升，圍繞著物質文化打圈圈。比如像商周青銅器，其雄渾厚重和花紋裝飾的神秘氣氛，使人覺得它的禮器功能、祭祀功能突出?？墒侨藗儾灰?，銅禮器在宗教祭祀時不過是一種合乎制度的用具（器具）而已，它的宗教性質要比玉祀器差的遠。玉器上升到玉器學或玉文化，雖然也有玉料的物質成分，但更多的卻是精神的內(nèi)涵。因為玉器所具有的“通神”的功能，是其它物質的器物所不具備的。銅器在祭祀時是用具，陶瓷器多為生活之用，只有玉器是“通神”的崇拜物，是偶像。玉器在宗教、禮儀功能上比銅器要有更直接的作用，更深邃的內(nèi)涵。甚至一直到現(xiàn)代，玉器身上所擁有的種種社會觀念，仍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文化現(xiàn)象。

再就文獻記載上看，我們對先秦兩漢的諸子百家、史書進行了較全面的檢索，發(fā)現(xiàn)除了記述政治、思想、軍事、邦交方面的內(nèi)容外，對物質文化的發(fā)明與作用評述是極其稀少的，可以說大都語焉不詳。只有獨獨在玉器文獻上，不惜筆墨，是個特例。在《論語》、《管子》、《說文解字》、《說苑》、《荀子》等秦漢文中闡明玉有“十一德”、“九德”、“六德”、“五德”多種，提倡“比德于玉”《詩經(jīng)》、《春秋左傳》等先秦文獻中用玉形容品格高尚的人（君子），把玉作為立朝為官、處世為人的標準，用作祭祀、禮儀、財貨、信盟，這種對玉的高度評價和用途之廣泛，我們至今還沒有發(fā)現(xiàn)其它哪一種自然物質可與之相比，這種充滿著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的玉文化，是商周社會對史前玉神觀念的繼承，又是世俗社會對高尚人格的要求。如果我們把它稱之為儒教社會所樹立的道德、人格“標準”，那么與歷史的真實會相甚遠嗎？